朱厚泽这个称谓在我的印象中，始终代表着思想开明的象征。

初次听闻厚泽先生的大名是在1980年代末。当时我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担任普通职员，而他作为中宣部部长，我只能远远地仰视。不过，他提出的"三宽"理念——宽容、宽厚、宽松，确实赢得了包括我在内的众多中央机关年轻干部的认同。

先生自幼便胸怀远大志向。

关于他在清华中学时期的经历，其中一则轶事是由同窗唐先生所讲述的。

在国民党执政的年代，贵阳市曾举办过一场中学生演讲竞赛。当时朱厚泽选择了"我想当官"作为演讲主题。他首先尖锐地指出国民党官员存在的贪污腐化、昏庸无能等问题，接着详细阐述了自己若成为官员将采取的各项改革措施。这些设想都切中时弊，反映了民众的迫切需求。最终，这场富有见地的演讲赢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反响，并荣获该市演讲比赛的最高奖项。

先生始终以实际行动贯彻着自己的人生追求。

这位先生虽然不再处于权力核心位置，但依然活跃在公众视野中。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现状：时而翻阅各类书籍，时而四处游历考察；当有人邀请发表见解时，便即兴分享些个人观点。

厚泽先生的生平经历颇具传奇色彩。在四人帮被粉碎后，他终于获得施展才能的机遇。在其职业生涯中，两位重要领导对他影响深远：一位是耀邦同志，另一位则是时任贵州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池必卿。这位在文革后重新启用的老干部，担任地方要职时毫无权力欲望，积极培养年轻接班人。从1978年出任贵阳市革委会秘书长开始，到1983年升任贵州省委书记，再到1985年担任中宣部部长，他的政治生涯如同加速前进般快速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。

令我感到意外的是，作为高级领导干部，通常应由秘书先行联系确认通话对象，但这位省委书记却亲自拨通了我的电话。石宗源书记在通话中详细询问了《领导者》杂志的创办初衷和具体运作方式，并表达了肯定态度。通话结束时他特别提到，是朱厚泽同志向他推荐了这本刊物。

在贵州任职期间，多位省级领导干部都在阅读这本刊物，这种情况很可能源于时任省委书记朱厚泽的引荐。

《华彬庄园》会议期间恰逢北京迎来当年首场降雪。次日清晨，银装素裹的雪景格外迷人。我邀请先生顺道前往我家所在的杉园小聚，他当即表示同意。

温暖的阳光房内，厚泽先生、何方先生与杨继绳等人正围坐交谈。晶莹的雪花不断堆积在玻璃天窗上，待积攒到一定厚度时，便成片地向下滑落，发出清晰的哗啦声。

先生的发言风格以温和著称，这既源于他因癌症经历多次手术后的身体状况，也体现了其从容淡泊的性格特质。他表达观点时逻辑清晰，同时展现出优秀的倾听能力。与其交流总能带来愉悦的体验。

该议题迅速引发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。

时隔不久，我再次邀请先生来家中做客，同时邀请了中央党校杜光教授、耀邦同志的前任秘书刘崇文与高勇，以及少奇同志的秘书姚力文。这三位都曾是我的上级领导，五位长者的平均年龄已达八十余岁，均为资深的党员干部，长期从事思想理论研究工作。交谈过程中，话题不断转换，长者们情绪愈发高涨，从午后持续讨论至晚间十点，先生始终是谈话的核心人物。后来各家亲属纷纷来电询问为何深夜未归，长者们这才准备离开。事后回想仍感后怕，若这些高龄长者途中发生意外，我将承担难以估量的责任。

我经常向朋友们提起，朱部长虽然年事已高且曾身居要职，但使用网络、收发电子邮件和发送手机短信这些现代通讯方式都驾轻就熟，实在令人钦佩。

岁月流逝，朱厚泽这三个字始终铭刻在我的记忆里。

妻子得知此事后，我们达成了共识：这显然是厚泽先生期待我们继续为他效力，但绝不涉及个人事务。那个神秘的电话声响，至今仍清晰地留存在我的记忆里。